译/郁川月
试想太宰治之死的原因，我觉得毋庸置疑，是为了将他的文艺抽象地达成，是他文艺壮图的成就。听说了他的死的人们，全都察知体悟到了这件事情，然而，在说到他的死的时候，就附会上了平常见闻中早已习惯的世上的自杀风气。
太宰的死，是历经了四十年的岁月之长久、被企图、被虚构、被诱导的他的生，归根到底他的文艺是定下了终局并将他招来之物。太宰必须达成的文艺，将太宰自身吞噬了。
只是，人们对于为了将文艺达成而选择死亡这样的事情短时间内还可以点头认可，用沾染了市井小民风气的思维反复斟酌，又推翻了那样的断定。
为了将被虚构的抽象的生达成，人就真的要选择死吗？在这里，带着怀疑，还是果敢地决定选择艺术至上，正是太宰的纯洁之处。这种生的诱导是对是错，暂且不问。此等壮举，他无可挑剔地彻底贯彻地达成了，值得我暗暗为太宰举杯喝彩。
评论家们屡次将芥川之死与之相提并论，而我个人的理解范围之内，太宰祈求着将遥远的炽烈的功名心，与作为他的文艺的温床的这个被虚构的生始终贯彻到底，追求着文艺完遂这个强烈而又悲壮的愿望。是如同赶去Calvary（耶稣受难地）一般的执着之心。这种意志的发端是否得当姑且不论，关于他选择的生的达成，是那么令人惊奇的真挚诚实。
太宰把这些称作“为了喜欢的正义”。“为了正义”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他必须达成的文艺。龟井胜一郎氏如果询问我太宰之死的原因，我可能会说出“在种种原因里我混乱了”这样羞怯的回答。对于这段友谊，敦厚的批评家将这情景按照江户的时代剧的风格修饰一番，着实令人动情，但我不能同意。“父亲是为了正义死去的。”这样清楚明确地说吧。不，就算到他临终之前，甚至他死去之后，我也要这样说。
倘若裁量文艺家的生死，是没出息得像古时候妇女们围在井边聊家常一样根据兴趣的东西，就不会为被自己的文艺吞噬了这样残忍的事实而生气了。太宰的情况，是只有作为文艺家才能做出的选择，是如此严肃的自我达成的死。
他为了自我达成的死是早在三十年前就被决定了吧。之前自杀未遂的那件事，中村地平氏在之前的某个夜晚，和太宰一起去妓院。他（中村）一边想要使用避孕套一边说，恐怕太宰的自杀只是狂言（注一）吧，我是不同意的。
太宰的《狂言之神》所写的，是他在人生被虚构的意识上的自负，正因为如此，死也必须选择壮烈的方式。
他的被虚构的人生，是必须选择死去才能完成的。他的文艺是不到他的自杀则不能见到成就的。太宰很早就只在这般执拗的幻想中活着。“速为尔之欲为事”他对于圣经寄予着异常的关心，耶稣基督的生涯，恐怕是与之符合的，他将耶稣看作了先驱，受到了震撼。
但是关于死的时间的选择，太宰对于最世俗的判断准则，敏锐而果断。应该说他非常了解自己吧。由于他对结核病已经进入了决定性阶段的自我觉察、他在世上的评价已经达到了高潮的放心与危机意识、太田静子的怀妊、与山崎富荣的优柔寡断的交涉（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是恋爱，像他那样的虚荣的男人恋爱是不成立的的事情我是知道的）把这些均衡起来考虑，“选择的时机就是现在了”这样决定的吧。就在这样时机下选择了死，他最担忧的妻子也要稍微受苦了是毫无悬念的，当然也是可以预见的。
太宰死后，他的夫人在漏雨的土间里光着脚冲洗的新闻报道让我格外悲哀。我觉得与太宰生前说的“听说了儿子战死的消息，默然背对大门走出去淘米的母亲”非常相称。
太宰出身于非常有古风人情的家庭。不，他是既对人情绝望，又憧憬着人情的风习。我想这与他家系的古老有关。我还没有见过有人像他那样既对人们充满了绝望、又撒娇谄媚着人们。一定是因为环境让这个良家的不良子弟，早早地知晓了孤独的含义，而任性地撒娇谄媚。因此在他的心中，希望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作家们能够给予他黑暗中的理解与支持的幻想，很早之前就存在了。佐藤春夫氏、川端康成氏、小林秀雄氏、志贺直哉氏等等。甚至到了他毫不怀疑地确信，这些作家们将会接连向他呈上溢美之词的程度。所以，当他看到川端康成氏在芥川奖选定辞中所说的“以我个人之见，作者目前的生活乌烟瘴气”这样的话的时候，失意与激愤直接促使太宰在《文艺通信》上激烈抗议。向志贺直哉氏的抗议也是同样道理吧，我是这么猜想的。
为了将这些失意缓冲，他紧紧抓住了丰岛与志雄氏的理解，到临死之前，都使他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慰藉之泉吧。战后，与坂口安吾氏、石川淳氏们并称也是幸福的事。正是为了安吾氏的健康豁达的灼识而喜悦，再加上见到了淳氏的孤独的文化继承的胸怀，他就暗中获得了千万援兵。
想使太宰治的异样的虚构的人生与文艺，从外部走上正常的作家生活的轨道，一直用心良苦的是井伏鳟二氏。如果没有他的庇护，太宰之死，恐怕十年前就已来临。在这种庇护下延长的生命之路上，开出了《富岳百景》等等一连串不可思议的花朵。但是定下了结局的太宰，他虚构的人生必须达成。先看看《春天的盗贼》吧。洒脱轻捷地描写了他在市井生活的暗流中，令人毛骨悚然的、阴惨的，他的自我达成的决意不正和阴火一同燃烧吗？
太宰经常说：“我的文章是从井伏鳟二氏那里学来的，文人之风是从佐藤春夫氏那里学来的。”
太宰在死的瞬间破坏了约定的遗书的片段的文字，不顾井伏氏煞费苦心的庇护，吐露了一部分的心情吧。我从那里看到了作家与作家之间所产生的难以排解的忧郁。
太宰就是像这样，对全部的处世之言，他既认为是妥当的，又是排斥的，他一边聚集着站在他的文艺达成的悲剧的命运的侧面，脆弱尚未成熟的青年的称赞之词，一边在那场宴席中间，像今様歌、吉田兼好（注二）那样讲谈着古昔的典章制度，讲谈着人情的风仪，并且像现代风的耶稣基督那样，不久即将被钉上十字架，急迫地要将自己的文艺达成的决意不断地讲下去。
注一：狂言是日本戏剧的一种，穿插于能剧剧目之间表演的一种即兴简短的笑剧。这里“狂言自杀”指的是并不真心想死而声称要自杀。
注二：著有《徒然草》。